“桂林理光，四面八方”。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這曾是全國家喻戶曉的一句廣告詞，它見證了桂林理光牌復印機曾經的風光無限，也折射出它的生產者桂林電表廠那段輝煌歲月。

01

“完成不了這個任務，電表廠就下馬”

1958年，桂林在一波工業浪潮下建起了一批工廠，由哈爾濱電表廠和阿城繼電器廠援建的桂林電表廠就是在這年開工的。當時的口號是“邊建設，邊試制，邊生產”，次年3月，桂林電表廠便試制出第一臺112型交流開關板電流電壓表，從此結束了廣西不能生產電表的歷史。產品命名“雙山牌”。

一年后，26歲的沈長虹作為技術人員從黑龍江阿城繼電器廠調到桂林電表廠，從事工具模具設計。不過他到桂林沒多久，電表廠就遭遇了“下馬”危機。

此時，國家正好趕上三年困難時期，中央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許多剛萌芽的工廠被列入“緩建”名單，遭遇了精簡機構，人員遣散的窘境。此前“老廠故事”里已寫過的棉紡廠當時就在此名單之列。

與棉紡廠同年開建的電表廠也在名單上。不過電表廠比棉紡廠幸運一些，國家機械工業部此時給了電表廠一個“轉機”，“你們只要完成這個特殊任務，電表廠可以不下馬。”

國家交給桂林電表廠的這個任務不是普通任務，而是一個棘手的軍工產品試制任務。“這個任務原本是交給湖南一家軍工廠做的，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該廠用了數年時間都沒有完成。”沈長虹對此記憶深刻，1962年2月，他與廠里幾位代表一同前往湖南，面對面接收了對方移交的這個“爛攤子”，而上級給他們收拾這個“爛攤子”的時間只有一年。

湖南那邊用數年沒完成，為啥到這只給一年？因為這個裝備越南戰場正等著用。

“一年的時間，桂林電表廠必須拿出這個產品，做不出，就下馬。”上頭反復告誡。

這個任務當時對外實行保密，而廠內則是全面動員。

“我們回廠后，立即開展了試制工作。這個產品是一套完整的系統，零件圖紙就好幾個大箱子。”沈長虹記得，當時廠里的人雖然都知道是在做軍工產品，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成品具體是個什么概念的東西，大家只知道必須做好自己的部分。

在電話機和自行車都還是稀罕物的年代，人們是靠著嘴巴喊和雙腿跑來維持聯絡的。軍工產品容不得半點馬虎，在產品試制過程中問題頻發，電表廠的職工們日以繼夜、廢寢忘食地奔跑和呼喊。

就這樣苦戰了一年，桂林電表廠終于制造出全部零件，經過總裝，調試，試驗之后，產品試制成功。而當他們將產品交給上級鑒定時，一個“小插曲”讓他們再次緊張起來。

原來，為了保險起見，國家當初不僅交給桂林電表廠試制這套產品，上海華通開關廠也在同時進行同樣的任務。直到成品鑒定會，兩個廠才“王對王”互相知悉對方原來也在做這個東西。雖然兩家都如期完成了產品，但工藝上有諸多不同。一場突如其來的“比武”箭在弦上。

“兩家產品只能采用一家。”沈長虹清楚記得，1963年，由海軍代表、設計單位、上海華通開關廠和桂林電表廠代表在上海開會，對產品進行鑒定，經過對圖紙的細致討論、審查和比較后一致認為，桂林電表廠的版本在結構防水，操作，使用壽命，精度誤差方面更具優勢，被采用通過并獲得軍方贊揚。

后來，該產品被評為國家新產品試制一等獎。桂林電表廠一戰成名。

02

當時桂林年輕人向往的“網紅廠”

桂林電表廠能順利完成國家這次下達的軍工任務并更優于競爭者并不意外，而是完全“從實力的地位出發”。

當時，桂林電表廠屬于國家機械工業部直管，整個廠的人員配備與資源供給都是“頂配”級別。就主要的兩個援建廠的光環就已足夠耀眼：始建于1953年的哈爾濱電表廠是我國“一五”期間前蘇聯援建的156個重點項目之一；始建于1946年的阿城繼電器廠是中國繼電保護的發祥地。而桂林電表廠初期的領導班子，包括處科級干部，車間主任，技術骨干等都是從這兩個廠調配過來的。上級最初是將桂林電表廠按照“中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中心廠”的規格來打造，換句話說，桂林電表廠那時是正兒八經的“國家隊”。

一戰成名之后，桂林電表廠各方面逐步走上正軌。1962年國家召開質量評比大會，該廠生產的電表被評為中南地區一類產品。

1965年，該廠生產電工儀表11.36萬只（套），完成工業總產值230.89萬元。

同時，廠里開始接到上級更多更重要的任務。

桂林電表廠從事的基本都是高科技研發生產，他們對員工文化層次的要求更高。位于桂青路的這座工廠里面，光是大學生就有400多人，其中大多是全國名牌大學畢業，不乏哈軍工、清華、上海交大這些頂級名校畢業生，從廣西大學畢業的到這里也只是“及格線”。而這是發生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事情。

1965年，國家機械工業部在桂林電表廠成立了桂林儀器儀表中等技術學校，希望以此為全國培養并輸送中專技術人才。當時，16歲的賀立德進入了這所學校成為第一批學生。

“當時電表廠是桂林最好的廠之一。”賀立德回憶，電表廠除了“硬實力”驚人，“軟實力”亦是首屈一指。當時電表廠一級工工資是32塊錢一個月，而就在隔壁不遠的齒輪廠是30塊錢，輕工廠是28塊錢。那個年代，多1塊錢是“多了很多錢”。

說“洋氣”，電表廠當時是真“洋氣”。廠里許多領導是留蘇人員，技術骨干多是來自工業重鎮的東北和上海。廠區基本是按照前蘇聯圖紙建造，細致到花草樹木的布局，美如花園一般；宿舍區亦是蘇式洋樓，進廠便分配住房。連工人都是從天津挑選已經培訓好的技術工直接過來，開工即上手。

“為了迎接這批天津人的到來，廠里還專門修了個足球場。”讓賀立德記憶深刻的是，縱使廠里人員來自四面八方，但這批250多個天津人的到來讓桂林電表廠一時間成為了當時的“網紅廠”，他們不僅帶來了工業技術，還帶來了文藝和體育。

桂林的年輕人業余時間都做什么？就今天互聯網和交通高度發達的時代而言，也許全國的年輕人都沒有什么兩樣。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很不一樣的，那時桂林相對落后，電視、電話一律沒有，交通亦不發達，本地年輕人緊跟潮流的方式就是去這些“洋氣”的國營大廠里走走看看。在這里能最直接地感受“外面的世界”。

京劇、相聲、快板、唱歌、跳舞、畫畫、足球、摔跤……天津人的到來，給桂林電表廠帶來了更加活躍的業余生活。“那時，電表廠一下班，桂林的年輕人都跑過來圍觀，只為一睹這里的風采，包括這里人的穿著打扮，講話作風。”1969年，桂林電表廠桂林儀器儀表中等技術學校第一批學生畢業。他們全部分到桂林各個大廠，如鋼廠、齒輪廠、電機廠、機床廠，而賀立德如愿留在了電表廠。

03

第一次見到復印機

從建廠到上世紀70年代中，桂林電表廠以電表和軍工生產為主。尼克松訪華之后，中美進入和平發展時期，軍工需求下降，而電表工藝最好的還是哈爾濱電表廠，其他大大小小廠也逐步具備了生產電表產品的能力。在機械工業部建議下，桂林電表廠開始往復印機方向發展。

此時，沈長虹受任桂林電表廠復印機試制組的總設計。小組成立后，沈長虹需要人手，一個平時積極肯干、頭腦靈光的年輕小伙被他看中推薦進組，那人便是26歲的賀立德。

復印機在今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滿大街隨便一家打印店里就能看到，但在當時那可是非常珍貴的寶貝，寶貝到只有國家檔案局里才配有一臺像樣的復印機。今天的年輕人可能無法想象，復印機這個東西在那時居然只能“參觀”。想要見到一臺像樣的復印機，需要國家機械工業部出面，協調國家檔案局安排，去之前還需辦理相關手續。“因為是檔案室涉及很多重要文件，進去前，我們要先在外面等著，里面人員清場就花費了一個小時。”1975年11月的一天，沈長虹和賀立德等一隊人就這樣在國家檔案局里第一次見到了真正意義上的復印機。

當時，他們見到的是美國最大的復印機生產商施樂公司7000型高速復印機，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復印機。國家希望桂林電表廠能擔起試制國產復印機的重任，才特意安排了這一次難得的“參觀”，并允許他們當場進行大致的測繪。

回來以后的1976年，國家機械工業部下達試制復印機任務，并從比利時引進一臺復印機樣機給桂林電表廠，允許他們拆機測繪。至此，桂林電表廠開始試制復印機產品，所研制的FXG-1200型高速硒靜電復印機，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三等獎，為該廠發展復印機生產累計寶貴經驗。

04

“那時我才知道那人就是錢偉長”

復印機研發小組里都是名牌大學生和“老師傅”組成，中專畢業的賀立德此時在組里并不算突出，一開始他只能打下手。

年輕人心氣高。賀立德不甘心，他找來組里一個叫做李家森的大學生，兩人合計著搭檔另開一組，也嘗試設計復印機。當時廠里的科研氛圍是開放且活潑的，這個提議被領導同意。

有機會，兩個年輕人就玩命干，他們每天加班到深更半夜，刻苦鉆研。1980年，他們在其他工友的輔助下設計出了一臺當時比較少見的小型復印機。

機會緊跟著又來了。一天，賀立德等人接到市里通知，“大概意思是馬上對這臺小型復印機進行調試，送至榕湖飯店，下午有人要看。”

中午，賀立德照指示在榕湖飯店調試機子，一位陌生老人走了進來，“這臺復印機是你們自己做的？”老人邊看復印機邊詢問他這臺機子的相關原理和構造。而賀立德則邊調試邊回答老人的問題。

“這個不錯，做得不錯。”隨后，老人走出了房間。

下午，賀立德與李家森等人將設計的復印機帶到榕湖飯店一個會議室里，他再一次見到了這位老人。“那時我才知道那人就是錢偉長。”

1981年，我國著名科學家、被周恩來總理稱為中國科技界的“三錢”之一的錢偉長到桂林講學，當時他問桂林市領導，這里有沒有什么高科技的新項目可以看看。桂林電表廠正在試制的復印機就這樣被選中。

榕湖飯店內，賀立德和李家森等人現場展示了這臺小型復印機的操作。錢偉長當場表示：“這個東西中國沒有，目前只有美國、英國和日本能生產。這臺機子可以送展年底國家科委舉辦的中國科技博覽會。”

當時送展博覽會需要層層審批，按理來說，時間上是來不及了，但錢偉長當場拍板，讓這臺復印機得以特批“直達北京”。這臺機子獲得當年博覽會科技進步獎。經此一役，賀立德與李家森都被破格提拔兩級。

05

一束光的遠去

雖然桂林電表廠復印機試制不斷取得突破，但仍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始終無法實現大批量生產。

就在大家一籌莫展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決定投資一批資金，援建中國一個復印機研究中心，希望中國引進發展復印機，并與世界展開合作。而這個中心放在哪個城市、哪個廠，則由聯合國特聘美國第一臺復印機總設計師到中國與機械工業部共同考察決定。

考察組在上海、廣州、武漢、天津幾個主要生產復印機廠的地方轉了一圈，最后來到桂林電表廠。“當時其他廠已經生產了一些復印機，但結構比較落后。雖然桂林電表廠后起步，但我們研發方向更先進。”沈長虹記得，后來考察報告顯示，桂林電表廠正在試制的復印機是全國最先進的，技術力量最強，是全國最適合落地該項目的單位。

《桂林市志》記載：1984年，第一機械工業部批準在桂林電表廠建立由聯合國援助的復印機試驗研究中心。

通過借助這個聯合國項目的資金力量，1985年，桂林電表廠引進了日本理光公司FT—4085型臺式復印機生產線設備，開啟了復印機合作生產之路。

1986年，桂林理光復印機投產，當年生產1247臺。由于產品質量優良、性能穩定，同時推出了“桂林理光，四面八方”廣告詞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桂林理光復印機很快就占領了市場。

80年代末，桂林電表廠已成為我國生產復印機的專業廠，1988年一年銷售復印機3000臺，年銷售收入5202萬元，占全廠銷售總收入的87.20％。

到1992年，經全廠職工的努力，桂林理光復印機實現了70％的國產化，年產量達5000臺，銷售網點遍布全國，真正做到了“桂林理光，四面八方”。

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外企業限于當時政策，無法在國內設立自己的工廠。在這種情況下，只能以合資和技術輸出的方式進行合作。

日本理光雖然同桂林電表廠開始技術合作，但主動權在日方手里。通過日方輸出技術和零部件這種方式，理光很快便在中國市場占據了重要地位。

但隨著改革開放步伐加快，日本理光于1993年在深圳獨資成立了理光(深圳)工業發展公司。新公司成立之后，理光停止了對桂林理光的技術轉讓，而此時，理光在國內的銷售和維修渠道已經建成。桂林電表廠一夜之間失去了這道“光”，發展之路瞬間暗淡。

沒過幾年，桂林理光復印機就被市場淘汰，而已過度依賴此前產銷模式的桂林電表廠，在后續的發展中也沒有拿出更多創新之作，在殘酷的時代更迭中漸行漸遠。

如今，桂林電表廠已破產十年有余，但這亦不妨礙我們從那個桂林工業光芒萬丈的時代中汲取寶貴的發展經驗。一束光的遠去，也許是為了迎接另一個更盛大的光明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