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3060目標”是我國向國際社會作出的碳達峰、碳中和的鄭重承諾，是黨中央的重大戰略決策，已成為我國“十四五”規劃的重要內容，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利用市場交易機制，建設配套的法律制度體系則是推進實現“3060目標”的重大制度舉措。

在國家層面，國家發改委于2011年10月即印發《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先行批準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湖北、廣東及深圳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并要求各試點地區研究制定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管理辦法，明確試點的基本原則等。2021年2月至5月間，生態環境部連續頒布《碳排放交易管理辦法（試行）》《碳排放權結算管理規則（試行）》《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規則（試行）》及《碳排放權登記管理規則（試行）》。就此，我國碳排放權交易進入全國統一規范、統一交易的發展期。

國際上來看，1992年出臺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是第一部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而制定的公約；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達成了《京都議定書》；2009年12月7日的《哥本哈根協議》維護了《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的《巴黎協定》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實施，為2020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作出了制度安排。

另外，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于2003年10月批準《建立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配額交易體系指令》，要求于2005年1月1日建立歐盟碳交易體系。英國則是世界上較早采取制度措施應對氣候變化的國家之一，2002年即建立了英國碳排放交易體系，成為全球首個建立全國統一碳市場的國家，其確立的碳排放與碳交易雙重監管制度已成為國際通行做法。

我國應進一步完善碳排放權交易體系架構，加快推進碳排放權交易法律體系建設，適時制定碳排放權交易法。為此，建議：

依法建立國家統一監管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架構。一方面,規范形成統一的交易和登記結算場所。參照證券交易、期貨交易實踐，碳排放權交易也應有全國性的交易機構和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平臺，不僅能實現行政管理的統一性，也有利于商事交易的高效便捷;另一方面，應依法確立國家統一監管主體。從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商品甚至作為金融產品在交易所進行交易的角度而言，主管證券和期貨交易的證券監督管理機構顯然更加具有應對市場風險的監管經驗；碳排放權交易作為一項以發展生態、保護環境為主要目的的制度設計，由生態環境部門在碳排放權配額方面實施監管權，則具有更強的針對性與全面性。

在此基礎上，應建立統一的監管規則和制度體系。從橫向層面來看，應至少包括有關碳排放權登記、交易、結算方面內容，涉及交易主體、中介機構和注冊登記機構、交易場所等各市場參與主體，以求監管規則的全面和完善。從縱向層面來看，參考證券、期貨交易管理經驗，可以在“大法”（法律）的引領和統籌下，出臺并完善國務院和相關主管部門制定的監管規則、注冊登記機構和交易場所制定的監管細則以及行業協會出臺的自律管理規則，從而自上而下形成包括行政監督管理、交易所和行業協會自律監管在內的全方位管理體系。

應依法完善碳排放配額總量和分配制度，這是碳排放權交易的前提。依法確認碳排放權的法律屬性，這是碳排放權交易的基礎。碳排放權的法律屬性尚不明確是我國碳交易市場體系建設發展中的一大掣肘，應將其界定為證券類資產。還應加強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建設，這是碳排放權交易的保障。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應至少明確政府（管理者）和企業（排放者）兩類主體的義務。此外，還應關注中國碳市場的國際化問題，設計與國際接軌、打通國內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制度，這是碳排放交易的重要內容。可以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合作契機，加強與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合作，建立“全球碳市場連通機制”，參考中國金融市場的做法，建立類似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中德D股通的制度，實現全球范圍內相關國家碳市場在風險可控前提下的有效連通。